卌年丨于泽俊：我的一个同学竟被父母逼迫退学了
老编的话：今年是恢复高考40周年。新三届大学生即77、78、79级通常被视为一个群体，聚集了“文革”十年被耽误的人才。新三届以平均不足6％的超低录取率，成为中国当代史上难以复制的一代。
他们有怎样的高考故事？他们的校园生活如何度过？本号特辟“卌年”和“校园”专题，征集新三届学子记录高考历程和大学生涯的文图稿件，共同分享新三届人永志不忘的那一段如歌岁月。
于泽俊，男，1954年3月出生。先后就读于兰州大学经济系和中央党校理论部，分别获经济学学士、法学硕士学位。曾任兰州大学出版社社长、华夏出版社副总编辑、中国盲文出版社副总编辑。中国作协会员，著有《宋美龄大传》、长篇小说《工人》、长篇历史小说《大风》等。
本文作者
原题：
盛大的节日
——关于1977年高考的回忆
1977年恢复高考时，我已经23岁，当过三年工人、四年兵了。当时我刚从部队复员，回到原单位冶金部四冶四公司继续当工人。四公司的工程在甘肃永登县连城镇，人们习惯上称这里为连城沟。小山沟里消息十分闭塞，兰州的考生早在几个月前就已经知道要恢复高考，而我们则是在10月21日《人民日报》发布消息之后才知道。
恢复高考对我来说是个千载难逢的机会，考是一定要考的，不管怎么说都要试一试。可是真的下定决心要考，又感到十分心虚。凭自己肚子里那点东西，拿什么考呀？我16岁就参加工作，说是初中毕业，可是中学时期除了学工学农学军，几乎一天课都没上过。隔着锅台上炕，直接考大学，听起来简直是天方夜谭。
&nbs 35 42774 35 15262 0 0 1859 0 0:00:23 0:00:08 0:00:15 3251p; 高考共四门课：语文、政治、史地、数学。我的数学只有小学五年级水平，连开平方都没学过，史地课程学校从来没开过。自以为以为语文、政治还可以拼一拼，毕竟参加工作后也读了一些书，多少有点积累，可是掰着指头数一数，肚子里的库存同样少得可怜。两报一刊、毛选四卷、鲁迅文集和一些零零星星找到的旧小说，再加上《联共（布）党史》和几本马列主义的小册子，这些差不多就是我参加高考的全部资本了。
从报上公布消息到正式考试，总共只有48天时间，我用一两天的时间把历史地理撸了一遍，其余的时间几乎全部花在了数学上。从开平方学起，一直到三角函数，把初一到高三的数学生吞活剥地学完了。所用的教材是当时出版的《知识青年自学读本（数学）》，一本书囊括了初高中数学的全部内容。这本书帮了我的大忙。
我所在的机械维修车间有个技术组，由文革后分来的五位大学毕业生组成。我有不懂的地方就去问他们。这五位大学生都是我的恩师，不论什么时候找他们，不论找到哪一位，都会不厌其烦地为我耐心讲解，没有他们，就没有我的今天。
考试的时候，我的数学居然得了55分。考完之后，我到技术组去“谢师”，没想到其中一位大姐家里高压锅爆炸，受了重伤，没能来上班，后来我上学走了，再也没见到过这位大姐。
那时白天要上班，晚上一直熬到三四点钟才睡，每天只能睡三四个钟头。睡也睡不踏实，一闭眼满脑子都数学公式。临考前半个月，公司给所有报考的职工放了半个月假，这才有了整块的时间。我住的地方离食堂很远，往返要花一个多小时，为了节省时间，我一次买了三四十个馒头，一饭盒咸菜，这样就可以五六天不用出门。
宿舍里暖气烧得很热，我怕馒头变馊，装在一个网兜里挂在墙上，那些馒头很快就干了，裂开了花。吃到后来，馒头已经干得咬不动了，只好用榔头砸开再用开水泡着吃。那个铝制的饭盒也被盐咬得斑斑点点不能用了。
半个月没怎么吃菜，嘴唇上裂开了一道道小口子，直往外渗血珠。个人卫生也顾不上打理，胡子拉碴的，从镜子里看，要比实际年龄老十多岁。
四公司对青工参考很支持，公司教育科为我们举办了补习班，主讲的两位老师就是教育科的干部，一个是北大毕业生，一个是清华毕业生。补习班结束时搞了一次模拟考试，我的政治、语文都是第一名，多少给我增加了一点信心。
甘肃的高考是在12月7日、8日两天进行的。我们的考场在窑街矿务局子弟中学，离连城沟还有30公里，公司派了一辆大卡车负责接送我们。
1977年的高考对于年轻人来说，是一个盛大的节日。仿佛天上突然掉下来一个大馅饼，就看怎么分了。考场上形形色色什么样的人都有，有十五六岁的应届毕业生，也有三十好几改了户口来报名的；有师生齐上阵的，也有夫妻比翼双飞上考场的。
当时的中学，连本正规的教材都没有，高考要考什么，谁都不知道。各省市自己出题，没有任何规范。作文题目五花八门，北京的是《我在战斗的一年里》，安徽的是《紧跟华主席，永唱东方红》，广东的是《大治之年气象新》，甘肃的是《不到长城非好汉》。
语文刚考完，就听见不少考生说自己押题押中了。当时叶剑英元帅发表了一首诗，题目是《攻关》。原诗只有四句：攻城莫畏坚，攻书莫畏难，科学有险阻，苦战能过关。很多学校的高考补习班都押了读《攻关》诗有感的作文题。
看到题目，我估计大家都押中了，写出来大同小异，得分不会太高。我知道自己数学、史地不行，全靠政治和语文拉分了，便另辟蹊径，写了一篇抒情散文，后来证明得分还可以。
甘肃的语文试卷中有一道改错别字的题，出了八个成语，其中有：鬼鬼祟祟、枉费心机、不知所措、一枕黄粱。考生们怎么看怎么像是挖苦自己，考完之后，就有人编了一段自嘲的顺口溜：
鬼鬼祟祟进考场，
不知所措答卷忙。
枉费心机来考试，
一枕黄粱梦不长。
考生志愿的选择十分盲目，兰州市的考生有老师指导，估计会好一些，连城沟的考生几乎90%的人第一志愿都报的北大、清华。反正有枣没枣打一竿子，万一要是碰上呢！到后来则尴尬得谁都不好意思说。
我第一志愿报的是兰州大学经济系。其实我很喜欢文学，只是觉得文学不能当饭吃，只能当业余爱好，所以才报了经济系。第二志愿报的是甘肃师范大学，报完之后很后悔，因为当时最吃香的四大职业是：听诊器、方向盘、劳资干部、售货员，没有人愿意当老师。
在等待录取通知的那段时间，我心里一直在纠结，万一取到师大去还是不去。后来取到了一志愿，我便和人开玩笑说：他们怕我二志愿不去，所以取到一志愿了。
考完试不久我接到通知，到永登县城去参加复试。连城本是永登县的一个镇，离永登的直线距离只有30公里，但是中间隔着祁连山过不去，要去永登县城必须先回兰州，绕一个大三角，中间要汽车—火车—汽车，连倒三次车才能到达。
和我一起参加复试的一共七个人，其中有位大姐叫陈春燕，也是四公司的。她是北京九中的老高三毕业生，在云南插队多年，因为回不去北京，嫁给了四公司的一个中专生，四冶以招工照顾亲属的名义，解决了她的回城问题。从北京出来嫁到这样一个小山沟，陈大姐心里是很委屈的。
陈大姐参加高考一路上可谓过五关斩六将，很不容易。她的生父解放前是国民党沈阳市政府官员，1948年底被国民党政府裹挟去了台湾，因为走得匆忙，连与妻子告别都不准。当时她还不满周岁，母亲带着她改了嫁。这次高考，她遇到的第一个问题是家庭出身，按高考政策是不论家庭出身，重在本人表现，但是下面执行起来就全看各单位怎么掌握了。
在我认识的人中，那一年就有好几个因为家庭出身问题不准报考或不予录取。陈春燕当过知青，见多识广，能言善辩，她据理力争说服了招办的人，准许她报了名，可是参加高考时她已经怀孕两个多月了。去复试的时候，一路上都在吐酸水。
复试的时候，公司派车把我们送到海石湾火车站。我要去买票，陈大姐想给我们省几个钱，不让买，她要带领我们逃票。我们几个人都没干过这事，有点害怕。陈大姐说，别怕，我有经验，碰到查票的就说你是知青，一般都不管，有什么麻烦我来跟他们交涉。
谁知一上车就赶上查票，我们几个人都没干过这事，装知青也装不像，列车员一问就把底问漏了。我从未逃过票，只这一次还被抓住了，羞得脸通红。还好，列车员只让我们每人补了八毛钱的车票，并没有罚款。
到了永登，大家都已经饿得饥肠辘辘了，想找个地方吃饭，陈大姐还是不让我们去，她要给我们找个免费吃饭的地方。几个人在街上转来转去，来到一家运输公司门口，陈大姐要带我们进去，我们都不好意思，最后陈大姐一个人进去了。不知她是怎么和人家交涉的，运输公司的领导居然同意我们七个人免费在他们食堂吃饭。当时我很不理解，陈大姐为什么要省那几个钱。随着年龄的增长，我才逐渐明白了，是环境造就了人。如果没有这样的生存能力，知青们怎么活呀！
后来，陈大姐被甘肃师大录取了。其实她的考分比我们都高，当时重点大学的录取对年龄要求比较高，很多高分的大龄考生被录取到了师范院校。陈大姐原打算接到录取通知书就去做人工流产，可是那会儿孩子已经四个多月，做不成人工流产了，要做只能做引产，风险很大。陈大姐已经30岁了，上完大学还能再生育吗？权衡再三，她只好放弃了上大学的机会。
费了这么多周折，陈大姐还是没能走进大学的校门，这是她终生的遗憾。每当想起她的遭遇，我的心里总是沉甸甸的。
1978年2月，我被录取到兰州大学经济系。班上一共59名同学，其中有24名党员，占全班人数的40%，35名团员，占总人数的59%强。按照当时所谓“又红又专”的标准，已经红透了。从另一个角度看，则说明考前他们都是各个单位的佼佼者，因为“红”是当时唯一的社会价值取向。
59名同学中，只有一名非党非团的“群众”，是班上年纪最小的，刚满16岁。为了“消灭”这个唯一的群众，团支部很快发展他入了团。按程序团支部书记要找他谈一次话，他很紧张，也很认真，当天晚上就跑回家去，找同学借了一本团章，背了一晚上。后来被同学们当成了笑话。
59名同学，刚入学没几天就少了一名。有位从天水考来的同学，已经入学了，父母亲又追到学校，逼着他退了学。开始我们以为他家里经济上困难，全班同学一致表示，愿意集体出力帮他读完大学，但是不得要领。
原来这位同学是独生子，考前家里已经给他订了婚，父母亲指望他给他们养老送终，害怕他考进城就不回去了。他是背着父母亲参加高考的，直到入学父母亲都不知道。这位同学说什么也不肯走，与父母亲僵持了一个星期。同学、老师和系领导都来做工作，但是两位老人坚决不同意，硬是逼着他退了学。天水很穷，整个甘肃都很穷，与贫穷并生、比贫穷更可怕的是愚昧。
那位同学走了之后，班上又来了一位借读生，是甘肃省建筑公司的宣传干事，他在我们班只借读了一年半就考上了研究生，成为恢复高考后经济系的首届研究生。虽然他没有经济系的本科学籍，班上同学却从来没把他当外人，一直是作为同学对待的，因此班上的人数还是59人。这位同学后来成了著名经济学家，现为浙江大学CRPE首席教授，他的学术兼职头衔太多，这里容纳不下，只好从略。
关于另外58名同学，故事就太多了，这里只讲几件和当年高考有关的事。
从兰州机车车辆厂考来的陈同学，在单位各方面都很出色，可是单位历年推荐工农兵学员上大学都没有推荐过他，这次高考自己考上了，领导却要出来做好人，拿着录取通知书找他谈话说：“经过组织上研究，决定送你去上大学，你个人有什么意见？”
高同学入学前在陇南插队，管着队里的几百只羊，每天天不亮就要把羊赶到山上去。一天早上，他刚把羊群赶到山脚下，大队书记追上来，告诉他，你不用去放羊了。说完，交给他一个信封，里面装着兰州大学的录取通知书。那一刻改变了他的命运。
从兰州石油化工机械厂考来的刘同学，高考前妻子正在怀孕，高考那天早上，妻子出去给他买早点，走到半路忽然觉得肚子疼，她知道快要临产了，强忍着疼痛买了几根油条，却怎么也走不到家了。街坊邻居发现之后，帮着刘同学把妻子送进医院，让他赶紧走，不要耽误考试。第一场考完，他来到医院，女儿已经出生了。所以，他永远不会忘记女儿的生日——1977年12月7日。
如今40年过去了，班上的同学如满天星斗，散布在全国各地，有的已经定居国外。他们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干得都很出色，成就大小不同，但是没有一个给77级丢脸的。他们的成就加在一起，可以用辉煌二字来形容。
从政的同学有30多位，20位是厅局级以上干部，其中一位是深圳发展银行的创办人，曾任发展银行第一任董事长兼总裁，还有几位分别担任过国字头央企的董事长、总裁、副总裁等职务。
在高校从事教学科研的有10来位，能称得上经济学家的至少有5位。还有几位下海创业的，也干得相当不错，兰州市的地标性建筑世纪广场，就是班上一位同学所建。
我们能取得这样的成就，并不完全取决于自己的努力，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时代给了我们这样的机会。77级毕业时，正赶上改革开放，国家百废待举，各行各业都急需人才，大多数人都能比较容易地找到一个发挥自己才干的平台。不像现在的大学毕业生那样，面临如此激烈的就业竞争。
我们做出的那点成绩，并不值得炫耀，真正让我们感到自豪的是，到目前为止，我们班上的同学没有一个“进去”的，没有一个“走”的。没有一个进去的，是因为我们不约而同地守住了那条底线，至于说没有一个走的，那只能归功于上帝的眷顾了。
关于77级，关于我们这个班级的故事，不是一两篇文章能讲完的，我将在我的长篇小说《77级记事》中向读者全面展现他们多彩多姿的人生历程。
作者近影
（文图由作者授权本号推送。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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